——朱天
关于中国式增长的流行观点：
1、全球化、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乃至房地产拉动。
2、人口红利。劳动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所导致的人均GDP的增长。
3、体制政策。包括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也包括政治稳定、强势政府、高效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是必要非充分条件。
4、中国人的素质和传统文化。包括中国人勤劳聪明、重视教育、储蓄率高等。注意：成绩好不是因为更聪明，而是因为学习时间更长、对考试更加重视等。
经济增长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类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及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通常用某个时期的人均GDP的平均年增长率来衡量。保持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如何不断提高生产能力的问题，而实现短期增长率目标是一个如何让生产能力充分利用的问题。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即人均GDP的增长）的直接动因只有三个：
1、物质资本（如机器、设备和建筑物）的积累，也就是投资；
2、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就是教育和培训；
3、技术进步。
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不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个是总需求的组成，根据凯恩斯主义，他们会短期影响GDP增长率。只有投资既是短期的需求，又是长期的生产能力的增加。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因。
中国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投资率则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是全球投资率最高的国家。
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必须主要依靠国内储蓄。中国的储蓄率够高（为什么我们高，结论主要是文化差异）。且高于国内投资率。中国不仅不需要依靠外资发展经济，而且本国的储蓄在国内投资不完，还有资金剩下来借给国外用。
美国需要相当多的外国资金（约GDP的3.6%）来维持其很高的消费率和正常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投资。近年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有将近一半来自和中国的贸易，但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外资净流入有接近一半来自中国。很高的贸易顺差率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本输出，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主，拥有越来越多的国外资产，这将给对现存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带来巨大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升级，投资的占比会下降，消费的占比自然会上升，但这不是说未来的GDP增长将更多地靠消费拉动，而只是说未来的GDP将更多地被用来消费。中国目前消费率很低，但增长率最高。消费的增速将会超过GDP增速。
人力资本（教育）的积累方面。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均GDP水平）与人民受教育程度（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质量，比数量更重要）高度相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力资本不能发挥其潜力，一旦实行了改革开放，中国与类似收入国家相比较高的教育水平就成了我们经济增长的巨大优势。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得力，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优秀的。（PS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民普遍重视储蓄和教育）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而是这个差距有没有在缩小，缩小的速度快不快。中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正在快速缩小。论文平均质量低于美国日本韩国，但高于巴西和印度。
技术进步确实是中国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驾有力的马车。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最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还是要虚心学习，不能妄自尊大。创新水平正在迅速追赶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式增长的根本动因：
1、长期不变的因素，如地理气候和所谓的民族素质。
2、可改变因素，如制度、政策和文化因素。
高储蓄率：一个国家人民的节俭观确实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从而影响其经济增长。至于为什么各个国家和民族对节俭的重视程度有差异，有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是由近代之前（16世纪前）各地农业投资的回报率的差异决定的，农业回报率高的地区的人民会逐渐形成储蓄和投资的文化，会更有长远的眼光。
在东亚，对教育的重视是来自人民而非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有其历史原因，与其悠久的文化传统有关。
不见得是重视教育导致经济快速增长，而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较快，所以教育的回报很高，导致人们更加重视教育。即使在文革年代，民间对知识的尊重和学习热情也并没有被全然摧毁。很多因为上山下乡而失去了继续受教育机会的知识青年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也没有放弃读书学习，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很多现任的领导人。今天一些成功的中国商人和官员非常热衷于获得博士、教授的头衔，这样做显然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只是虚荣而已，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尊崇知识学问的文化特性。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技术进步是极其缓慢的。一个农业社会再重视教育，也不可能实现快速的技术进步。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有在工业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现存的产品的量的扩张，而是产品种类的不断扩张、现存产品的更新换代、生产方法的不断改进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储蓄和重视教育的文化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型增长的一个有利因素，但绝非充分条件，没有适当的制度和国际环境也无济于事。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所有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
东亚的储蓄和教育文化有利于迅速学习、吸收和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不断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越南将会是继中国之后又一个实现经济腾飞的东亚国家。
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是勤俭节约和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和中国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过去40年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因；中国增长动因的特色是我们重视储蓄和教育的传统文化。
有经济学家还注意到，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很慢，但如果看其他更能反映人民福祉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如健康水平、人均寿命和受教育机会，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都有显著的进步。
中国经济近年下行的原因：
1、结构出了问题。人口红利在中国增长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而且人口因素对增长的影响是缓慢的、长期的；至于创新驱动，各种指标都显示中国的创新水平恰恰是在迅速上升的。长期增长率的下滑，是生产率增长的下降。中国最近一些年的GDP增长率有可能被高估了，也就是说经济下行的程度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或许还要更加严重。主要推手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长速度显著放缓。
2、过去几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总体上看是收缩性的而非扩张性的。
被误判了的中国经济——1、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而货币超发和企业负债的程度又被显著高估。
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总供给过多，所以需要去产能、去杠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急剧下降，经济进一步下滑。——要知道，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自然会出现产能过剩，在经济上行、需求增加后产能过剩自然就会减少，甚至出现产能不足。所以，产能过剩不是经济下行的原因，而很可能是经济下行的结果。
殊不知：高储蓄与高投资恰恰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巨大优势。
中国的投资率被官方统计高估了，因此在计算资本回报时作为分母的资本存量自然就会被高估，从而导致据此所估算的资本回报率的下降。第二，中国很多的投资是地方政府公共设施，其对GDP的直接贡献只是按很低的折旧率来计算的。第三，中国很多的投资是在房地产上，而房地产对GDP的长期贡献主要体现在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里（被显著低估）。结果就是资本总量被高估、对GDP的贡献被低估，造成总体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资本产出比的上升。
误判2:货币超发。货币超发自然就意味着信贷扩张，其结果就是企业债务增长过快、杠杆率过高。
货币供应基本上就是银行存款的同义词。当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很高，其他金融资产投资的机会又相对不足时，银行存款就成为最主要的储蓄方式，存款占GDP的比例高是很正常的。中国拥有全世界几乎是最高的储蓄率，所以M2/GDP的比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是理所应当的。
即使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加在一起，中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也只是9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是处于可承受的范围。
贸易战影响与中长期增长前景：
贸易战主要是两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同造成的。从中国角度，最重要是在政策上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体系。从短期看，贸易战影响中国的出口需求。更大的影响可能是给中国以及全球经济的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和资本市场对未来的信心。
持久的贸易磨擦或经济冷战可能引起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布局和组合，促使部分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降低一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积极性，减缓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最终影响中国的中长期增长速度，但同时也会激励中国的自主创新。中长期的结果也许是中国一些中低端产业向印度、越南和一些东南亚国家转移，同时，有一部分国内企业会往高端产业发展，逐步替代美国的产品和技术，最终可能对美国高科技企业不利。
我们可以把中国在投资、基础教育质量和技术进步速度上的相对优势看成是中国长期增长的基本面，这个优质的基本面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勤俭节约和重视教育的文化所赋予的，而非政策使然。但不是说政策不重要，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政治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固然不可能发生。只要中国继续坚持走市场化改革开放的道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会顺利加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美两个大国在贸易和技术领域乃至政治上的摩擦也许会是今后20年的常态，但中国经济自身的动力才是决定未来增长速度最关键的因素。贸易战或者经济冷战也许会延缓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速度，但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