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俾斯麦
还是在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光，好友推荐了我刘老师的《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从此对刘老师犀利的文笔和社会科学的洞察力赞叹不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的大门逐渐收紧，我也早已毕业多年，求学时光也有幸周游世界，不管是民主国家、专制国家，文明程度高与低的国家，亲身游历后，回顾民主、政治这个话题，更多了几分学术层面、客观层面的认知。
近些年来，随着民粹主义的上扬，选择愿意独立理性思考的人越来越少，“比较”的视野显得越来越可贵。
有些时候，抛开任何学术本身的壁垒，很多事情单单从逻辑学上的思考，就已经如此明晰。愿朋友也有这一份难能可贵的哲思，再跟随刘老师的讲义，一起静下心来客观的欣赏可能性的艺术。
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带着这种广阔的视野，即使你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你的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潜在的比较。
比较的视野 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么具体的问题，在你脑海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比例感，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比较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不同国家，也是比较历史与当下，从中获得一个更辽阔的认知尺度。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
其实不仅仅是学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因为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的、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
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考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如果我们只关注发达国家，我们所获得的政治知识可能就有“优胜者偏见”（聚焦于最成功的案例，然后从中得出普遍性结论）。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案例，会获得一个更完整的比较视野。
光荣革命：成功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所谓可信的承诺，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这种看法被称为“制度主义”，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制度主义者。
比较政治学思考的核心任务：在差异中寻找规律。社会科学的思考，包括政治学的思考，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没有那个punchline。
【全球视野】
政治体系的重大差异：（如丹麦和布隆迪）
1、政体性质不同（是否民主）；
2、国家能力是否强大。（体现在征税能力）
因此或许可以把民主问责作为比较的横轴，国家能力作为比较的纵轴，大致以此来确立各国政治发展的位置。（比喻：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民主问责制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政治发展不是线性的，它朝着不同方向开放。
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且人类生活水平基本原地踏步，明显的“社会进步”是最近这一两百年左右的事情。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和平是常态，战争才是例外。历史告诉我们，相对于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绝大多数当代人仍然可以说非常幸运。和平真的并非天经地义，它的前传是一页又一页“血染的风采”。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如果很不幸的，这个时代是一团漆黑，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革命，是极左或极右。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里，激进是美德，越激进越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时代的巨大进步，并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战争、贫穷、饥饿，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改良，是耐心，是在现有国际体系、现有全球化基础上的修补。——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
“自由霸权”内部的政治模式开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转型，它内部的社会观念也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自由霸权意味着欧美国家试图在全球的规模上复制它自身。1950年以来民主传播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渴望民主，而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恰好是一个民主国家。事实上，人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么渴望自由、民主、和平，很多时候，人们更渴望的，可能是安全、秩序，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得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力量在引导甚至强加，人们的价值排序才可能发生变化。当然，因为民族情感，世界上各国总有顽强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会抵抗外来的自由主义。
卡特在《丛林回归》中表达了忧虑，“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已经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已经很难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样子。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必然的。我们看到了自由秩序所有的缺陷，希望它变得更好，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替代方案有可能远远更糟。”个体的命运背后是国家、国家的命运背后是国际体系，而国际体系可能稍纵即逝，却是必要的提醒。毕竟，我们不希望一千年、两千年后，当人们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会像伟大的历史学家Edward Gibbon回望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哀叹：文明曾经如此辉煌，为何重新坠入黑暗？
全球化
中国的比较优势：人口规模、劳动力成本、教育水平、储蓄率、政府动员能力、吃苦耐劳的国民性格等。
不管怎么说，全球化的确把饼做大了，但是抢到这块饼的却不是所有人。
特朗普这样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自称，他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公平的”贸易；他的目的不是关闭国门，而是各国国门打得一样开。
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有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对西方蓝领工人造成最大冲击的，其实不是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是生产自动化，是机器让工人变得多余。面对AI的崛起，别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工人，工作也会受到冲击。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
全球化与文化反弹。有文化传播就会有文化反弹。西方文化越强势、越流行、越逼近家门口，文化本土主义者就越需要强化传统文化来与之对抗。像塔利班这样的极端政权，干脆禁止西方音乐、电影，以这种方式来守卫他们心目中的伊斯兰文化。
【政治转型】
民主是一种制度，制度的变化相对容易，但文化、社会、经济的变化则相对缓慢。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避免爆发冲突的局面，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漩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而民主转型的过程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伴随着混乱和冲突。
民主通过将协商精神嵌入决策程序而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尊重，它给权力套上缰绳，要求执政者平视而不是俯视民众。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政变数量，无论是成功的还是未遂的，都在显著下降，直到今天，政变已经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角逐者是在放弃“武装夺权”的观念，转向了政治的战场。
还有学者认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出现了显著的民主衰退，是因为他们之前把一些根本没有民主化、只进行了一些“民主化妆术”的国家当作了民主化国家，甚至有时候直接把威权崩溃当作了民主转型。比民主衰退更合适的说法，可能是“民主拉锯”——转型从扩张期进入了平台期，从吸收期进入了消化期。
民主的韧性从何而来？
1、经济发展。（大家就更容易心平气和）
2、国际格局。（冷战后全球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
3、技术发展。（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大大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
4、格外强调一个因素——观念。当代各国人民在观念上更认同民主。
当政体缺乏观念的支撑就很容易倒塌。今天，滋养民主观念的经济、社会和国际条件更加丰富。经济发展让权利不再奢侈，技术让观念传播更加高效，城市化让社会动员成本降低，而中产阶级往往成为政治动荡的缓冲剂。现代人越来越相信政治道义与社会自主性相联系，民主话语越来越成为政治合法性话语的“缺省设置”。毫无疑问，在许多国家，人们的耐心尚未匹配其愿望，民主的“技艺”抵达不了其决心，理想主义激情常常淹没现实主义策略，因此出现了广泛的民主衰退现象。但那种对“制度化的承认”之渴望会被一时一地的政治潮流终结吗？
什么叫“不自由的民主”——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
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在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前者是一种制度，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的心灵。
埃及：威权倒台不等于民主转型——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裂痕动员——当发动群众发生在一个社会裂痕清晰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动员就可能意味着社会裂痕的扩大甚至撕裂。
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阶层之分、存在着观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着万众一心的“人民”。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
民主运行共同的底线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胜利者的姿态是以一种“痛打落水狗”的姿态秋后算账，还是以一种宽容的姿态给少数群体营造政治安全感，直接决定了社会裂痕会走向扩大还是弥合。
曼德拉政府的做法堪称表率：1、权力共享；2、行政分权；3、财产安全；4、情感上的和解。
不要小看这些象征性的行为，看似平淡无奇，放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就可能因为他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而具有乘数效应。
转型的软着陆不可能只靠政治家，它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宽容和耐心。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民主的功能——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药物无法包治百病一样。
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虽然这个程序有其内在价值，也就是尊重民众的价值，但作为一个程序，它会产出什么，取决于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所以民主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此观点称之为——政体有限论。政体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各种因素之一而已，很多情况下，甚至可能还是次要的因素。如果当水质已被严重污染，无论什么鱼都很难在里面被养活。
表亲的专制——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后盾往往是社会习俗。即“规范的牢笼”。如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也有选择性其实，至少这种做法是无法可依的。社会压迫常常比政府压迫走得更远。表亲的专制可能加剧政治冲突，磨损政治竞争的意义，甚至瓦解公民社会。
社会性压迫导致民主机制失灵：
1、政治冲突加剧；
2、表亲的专制抵消选举意义；
3、将公民社会瓦解成部落社会。——理性逻辑是：这个政治家太腐败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拉下马。认同逻辑则是：虽然他不对，但他毕竟是我们的人，为我们说话，那无论如何得把他给留下。
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
很多时候，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表亲的专制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但区别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而当权力被垄断，我们却很难改变政府。
苏联笑话一则：未来如何确认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
人们倾向于因为当下的悲惨而美化过去。
威权浪漫主义——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乱。我们不能用平均值来看待这种大起大落，因为从长线历史来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现的稳定性也相当重要。
民主的情形下，一个社会如果治理绩效一团糟，常常是人们因为错误的观念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采用了错误的政策，从而带来恶劣的结果。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则是民众可能通过试错找到一条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这个（试错）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往往要撞了无数南墙才会回头。
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民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John Gerring等人把民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
真正的救市方案，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民族、教派、阶层、党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国家建构】
马克思：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韦伯：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
国家的内核则是暴力机器。其他组织也可以办教育、修路修桥，也可以提供社会保障，也可以提供社会保障，也可以传播文化艺术，只有暴力垄断这一点，其他组织做不到，或者做的时候缺乏合法性。
为什么“国家建构”如此之难？简单而言，暴力的分散化才是自然状态，暴力的垄断化，则是摆脱了自然引力的人为状态。直观而言，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势力范围）。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正是因为权力的集中化很难，领土边界的挥发性很强，所以，“国家建构”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非常艰难。我们当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体系中生活了很久，容易忘记这种艰难。
（墨西哥）即使把这些大毒枭抓了也没用，因为治标不治本。只要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模式不变，一个大毒枭落马，无数小毒枭升起。
关于比较政治学的“轮回”
——流行趋势会在消失之后突然卷土重来（比如今天的黑胶唱片）。
亨廷顿：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
政治学研究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学问题。每一次政治趋势的巨大变化，都会带来政治学研究框架的巨大变化。
国家能力何以至关重要？——三个方面。
1、国家对于秩序建构的重要性。
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可以说是一个领地的“产权明晰化”过程，而产权的明晰有助于秩序与效率的提高。从历史上来看，暴力的集中化往往也意味着暴力的大规模减少。
其实一个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往往未必是因为叛军多么强大，而可能仅仅是因为政府军过于软弱，无法将星星之火掐灭。
2、提供公共服务。
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政府一定会把钱花在公共服务上，或者一定能把钱花得合理，但是征税能力是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常常羡慕北欧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税收占GDP接近50%的财税能力。很多国家的民众羡慕中国的高铁、中国的基础设施，这背后同样是政府巨大的财政能力和组织能力。
相比之下，那些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财政和组织能力都非常低下，结果就是政府对很多公共问题一筹莫展。（具体可参考《贫穷的本质》一书）
3、经济发展。
市场自由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交通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警在维持秩序。
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产权保护。虽然政府有各种可疑之处，但通常而言，比街头那些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胳膊上刻着刺青的黑帮混混要靠谱，因为它的视野通常比黑帮混混要长——黑帮混混今天还在斗殴，明天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政府不能不管明天。
除了产权保护，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它不仅仅是保护产权的警察，还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引擎。
总结：
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
重要性的可持续性也很重要。国家能力不但重要，而且其投影极其漫长。
国家建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这个过程艰难、脆弱，是一场永恒的逆水行舟、熵减的过程。
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
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罄竹难书。但是一个反讽的历史事实是：在很多层面上，战争又是现代文明之母。战争加速了科技发展，远至铸铁技术的进步，近至核能源、计算机、超声波等技术的开发和发展，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争还是现代金融之母，因为打仗要钱，在王室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各路人马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于是有了债券，有了汇票，有了抵押贷款，有了中央银行。
战争加速科技进步、塑造现代金融、催生代议民主，战争还缔造国家。战争强化那些幸存国家的国家能力。“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Charles Tilly
从封建体制到中央集权体制，最大的变化——权力从蜂巢结构走向了金字塔结构。当战争还比较温和时，封建的政治结构还能支撑战争的展开，但时当战争越来越激烈，只有对国家进行“中央集权改造”才能打赢战争。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一：常备军建设。
在当时（美国建国制宪会议）很多美国人看来，为什么要建常备军？打仗的时候你召集军队我还可以理解，不打仗的时候你养一支军队干吗？是要镇压老百姓吗？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二：中央财税机制。
在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上找到最持续方案的国家，成为最终的战争胜利者。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三：行政体系。
不少学者指出，就脱离封建体制、建成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形态而言，中国是最早的“现代国家”，这种早熟的现代性，恰恰是因为中国更早地经历了战争的剧烈化。战国为什么叫战国，不就是因为一天到晚在打仗吗？
去看商鞅变法的内容，你会发现那简直是教科书式的国家建构工程。1、打破爵位世袭，这是摧毁封建制的最核心要素。2、废井田、开阡陌。3、按军功授爵。4、编户齐民、什伍连坐。商鞅变法就是破诸侯、立中央；解构社会，强化政府。打破社会中无数个小共同体，把他们融入万众一心的大共同体当中。
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政治在社会中。
所以，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是一个重要机制。历史是历史，生活在资源越来越丰富、文明越来越进步的当代，我们仍然希望，对于抵达政治秩序，人类能找到比相互杀戮更聪明的方式。
【文官制与国家】
打天下和坐天下需要的国家能力很可能不同。打天下靠“狠”，坐天下靠“文官制”。突出“文”就必须抑武、抑财、抑教；也只有联合“文”，才能做到上述。
科举制的一大功能，就是把四处冲撞的精英冲动，纳入到一个轨道上来，那就是读书做官，为皇帝效力。10000个人去参加考试，最后可能只取100个人做官，但是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找到这100个人，而是让那9900个人也加入这个游戏。
文官集团能给皇帝带去的约束是软约束，是道德压力，是苦口婆心，至于皇帝听不听，那要看运气了。
总结：文官制中的“官”，也就是官僚集团，通过一个细密的组织网络，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给捆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组织红利。其次，文官制中的“文”，则通过抑制武人、财阀、宗教力量等，把社会精英引流到了读书做官、为皇帝服务的道路上来。这两个机制相结合，文官制大大强化了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成为一种深厚的传统。
黄宗羲：“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才是真正的现代精神，这种文官集团所运行的，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
【美国】在美国很多保守主义者看来，让政府负责医保，是一只特洛伊木马，表面上政府买单，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国家医保可能带来低效率，可能影响医疗创新，也可能制造大政府。
二战和之后的冷战，对美国的国家能力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这个世界上，比悲惨更可怕的，是不为人知的悲惨。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
从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官逼民反”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缺乏民意约束的巨型官僚体系未必是好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频繁、之浩大、之惨烈，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
当一个社会不断涌现盖茨和马斯克，成就爱因斯坦和费曼，培育硅谷、好莱坞或者百老汇，其国家能力，从根本而言，是民间活力和个体创造性的溢出效应而已。国强不必民弱，甚至民强国可更强，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还是鼓舞人心。
历史或有许多投影，但并没有宿命，既然它曾经转向，就有可能再次转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
这个世界的“老大”是谁，深深影响历史的前进方向，因为“老大”会试图在全世界复制自己的形象。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全是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
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大体而言，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民主观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
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
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
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
无数道理，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往往都需要亲自撞的头破血流才能真正领悟。有时候，甚至撞得头破血流也难以领悟。很多时候，耐心比勇气更难达至，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艺。
【平庸之恶】（奇怪的空白）
善与恶的“捆绑销售”
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己、剥夺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很难奏效，但是，当恶与善捆绑出现，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艾希曼——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执行上级命令、做了本职工作而已”。平庸之恶，只需要一点盲目而已。无法反思行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艾希曼罪恶的核心要素。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份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
集体作恶的1+N模式
邪恶的上演并不需要多少真正的“坏人”，只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导演，和无数略微有点“近视”的普通人（拒绝看到“大大图景”）这就是邪恶的1+N模式。普通人就普通在，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将他们相互连接的力量，是权力，巨大的、失控的权力。“平庸之恶”的背后，是“激进的恶”。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其实，所谓“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敢知道”。
“理性的无知”——特定情况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做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
恶一旦被启动，会形成越来越深的漩涡，因为恶往往需要更大的恶去掩盖。
所谓盲目，与其说是个体“不思考”，不如说是系统的“反思考”。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无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视。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错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文化差异。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如果自由不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说明全世界人都渴望自由。
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未必就是“文明的冲突”，只有当冲突是因为“价值差异”而发生时，我们才说这是“文明的冲突”。比如巴以冲突，虽然它的确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但是更主要的是生存空间的斗争，和价值排序没有太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说中美目前的矛盾在多大程度上是“文明的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
价值冲突是所有文明都不得不穿越的风暴。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对深厚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者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
委内瑞拉：很多国际观察者以为经济灾难会让马杜罗政府垮台，但是，他却神奇地把经济崩溃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因为当经济极度短缺，而政府控制了有限供给，资源分配就成了政府控制民众的武器。（如：不给政府投票的，医生不许给他们看病。）
富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富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时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又是相当幸运的。
投胎太重要了。有些穷国的穷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富国，这真是一种理性选择。
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统治。
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越穷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刚需，所以他的钱会更快地回到经济循环当中去。
所谓“产能过剩”换一种说法，就是“消费不足”。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高度的不平等。而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国家，都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国家，当大多数人在贫困中难以自拔，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后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也是一个经济原理。
只要是社会问题，答案几乎从来不可能“简单”。尤其是一个断断续续存在了几千年的社会问题，如果至今悬而未决，一定不是你一拍脑袋就能想到解决方案的，不然为何前面几千年从来没有人想到？
在“受害者叙事”中，富人的贪婪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力，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因。资本的全球化极大地压缩了蓝领工人的谈判权，这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学者认为，最近几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
不平等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平等并非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它只是我们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一。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这种平衡才是最艰难的。
【总结】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俾斯麦
一个中心思想：政治创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边界。——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是它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会那么高，但是它所能抵达的下限却可以非常低。
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另一方面，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
遗憾的是，在当代世界，人们普遍缺乏这种“政治现实主义”。
不切实际的假定：政治可以神奇地解决一切难题，而政府有义务包揽所有人的幸福。
经济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因为从来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忽略经济的第一原理。
政治存在什么约束？
1、社会结构的约束。当一个社会由极端对立的二元阵营构成并且任何一方都缺乏妥协精神时，鲜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制度可能突围。
2、历史的约束。
3、地理的约束。
4、（最多的）文化的约束。当观念的水位太低，所谓宪法就成了一张随时可以撕掉的废纸而已。
好的政治很难在逼仄的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空间中长成参天大树。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写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间让“大地旧貌换新颜”，这种心态，说好听点，是一种浪漫，说难听一点，则是一种懒惰。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
尽管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构成政治发展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是牢笼，每个社会对其政治未来，都有一定的选择余地。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艺术之间，是政治行动。行动需要勇气，需要到的觉醒。恶的泛滥未必需要多少“坏人”，往往只需要一个“魅力四射的疯子”加上无数“不假思索”的人。在这个“1+N模式”中，一个普通人要从“不假思索”中出走，它必须跳出“此时此刻”，获得一个更高更远的视角，足以看到历史深处的亡灵，以及道路尽头的悬崖。
很多时候，比左右之争、东西之争、普世与民族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热和温和之争，是斩钉截铁和怀疑主义之争，是感叹号和问号之争。
同一个物种，居然会同时如此智慧和愚蠢、伟大和狭隘、勇敢和懦弱。
不过另一些时候，没有尝试未必是一件坏事。如果知识是确切的，专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识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情境中不管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并以这种思考成就人之为人的尊严。
政治复杂到令人绝望，但也正是这种复杂，让思考充满乐趣，让自由成为必要，让未来涌现无穷无尽的惊奇。
——刘瑜
——由Simion Watney整理
